刘胜军｜稳定民企预期需要理论创新：企业家精神才是第一生产力

　　刘胜军｜稳定民企预期需要理论创新：企业家精神才是第一生产力近年来，民企预期不稳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今年7月，《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正式发布，旗帜鲜明为民企“撑腰”。

　　民企预期不稳，既有对国际国内大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担心，也有对“安全”的担心。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安全”是最基本的、最起码的需求。

　　作为“五六七”，意味着民企已经是经济的绝对主力，在这种情况下还担心安全，不能不引起关注和深思。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清一色国企。改革开放后，民企是“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产物，因此，从“资本主义的尾巴”到“五六七”，这一路走来千辛万苦。在首次记者会上，李强总理再度提及“四千精神”，令人感慨：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因为发展快，民企的发展一直超前于理论和法律的边界。窃以为，企业家缺乏安全感，有两个因素很重要：

　　1、《党宣言》中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论述。任何理论的提出都必须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来理解，而不应教条主义化。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个别人生搬硬套地拿出“消灭私有制”这种170多年前的表述，显然是“教条主义”的解读。我们在历史上，因为教条主义而付出的代价难道还不够吗？尤其是李德的教条主义指挥给红军带来的空前灾难。遵义会议的伟大，就在于我们告别了教条主义，走向了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的科学道路。今天，我们不能再犯这样的教条主义。在21世纪的今天，“共同富裕”才是更科学和准确的表述。

　　2、建国后，一度出现过公私合营，私有企业退出。但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艰辛探索”和历史曲折，探索的结果已经很清楚：一大二公，虽然听起来很美好，但由于消灭了激励，最终带来的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正是因为历史上的惨痛教训，我们才决心在改革开放后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才得以逐步提高生产力，才解决了温饱问题，才有了今天的综合国力。因此，我们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计划经济此路不通。搞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没有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市场主体。就此而言，在21世纪的今天，炮制“民企退场论”的确是用心险恶、煽动恐慌，是对历史经验的践踏。

　　•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 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理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一系列重要条文写入宪法。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企业家当然不是无产阶级。所以，在发展市场经济之后，如何回答企业家存在的合法性就成为棘手的问题。“”重要思想要求：

　　• 中国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样一来，企业家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一部分，就可以被合理地吸纳进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句话也很有内涵：一方面，企业家也是“最广大人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企业家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进而增进了人民的利益。

　　可见，“”理论最大的意义就是摆脱了阶级斗争的观念，与时俱进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从理论上为企业家提供了合法性和正当性，为对民营企业家的吸纳奠定了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虽然从理论上赋予了合法性和正当性，但并未讲清楚企业家的独特价值和不可替代性。正是这种模糊性，给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企业家的操作空间。

　　当年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在中国科技极为落后、仍未彻底走出“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是一次观念的飞跃。

　　华为发明5G提供了最佳案例。5G的关键技术，来自土耳其的科学家埃达尔·阿勒坎（Erdal Arikan）。但是，一项科学、技术，仅仅是智力成果，并不能直接应用，也就是说还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要转换成现实的产品/服务，必须与其他要素（资本、劳动力）等结合，并经历市场的检验。而企业家的作用正在于此：把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接受市场的考验。

　　对华为5G而言，任正非和阿勒坎哪个更重要？当然是任正非。企业家是1，其他要素是1后面的一串0。类似于阿勒坎这样的科学家还有很多，但如果没有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这些科学成果或许只能躺在书本上。中国有任正非，土耳其有阿勒坎，所以占领5G制高点的是中国。

　　硅谷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乔布斯、马斯克，都不是科学家，而是企业家，但他们才是推动重大科技生产力突破的关键人物。马斯克的公司有很多科学家、技术人才，但为什么马斯克的身价远远超过其他人呢？原因很简单，因为马斯克这个企业家对企业的贡献远远超过其他人。

　　• 创新，就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熊彼特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以实现新组合为基本职能的人称为企业家。

　　例如，在乔布斯发明iphone之前，诺基亚的传统手机独占鳌头。乔布斯以天才的思维，对手机化繁为简，大胆在触摸屏技术上追求突破，追求极致用户体验，带来了人类在21世纪最为重大的一次颠覆式创新。

　　特斯拉一度濒临破产境地，马斯克取得特斯拉控制权后，做出一系列关键决策：电池组能量密度以及生产成本取得了巨大突破，解决公司现金流问题，以及营销和设计方面的天才火花，帮助特斯拉走向了最终的辉煌。没有人怀疑：没有乔布斯，就没有苹果公司的辉煌；没有马斯克，就没有特斯拉的伟大创新。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

　　乔布斯、马斯克都并非技术天才，但是典型的企业家。他们最关键的特质在于：梦想改变世界，奇思妙想，敢于冒险，不走寻常路。企业家的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推动经济结构从内部进行性的破坏，才有经济发展。

　　企业家精神为何稀缺？因为真正的企业家并非仅仅为了发财，而是有更高的追求。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包括几个重要要素：

　　1）企业家经常“存在有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常常也是一个王朝。”换言之，获得社会名望比金钱更重要。

　　2）企业家“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他求得成功不仅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

　　4）坚强的意志。企业家必须探索未知开元体育，“去为设想和拟订出新的组合而搏斗，并设法使自己把它看作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而不只是一场白日梦。”

　　乔布斯、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家，绝不是单纯为了金钱而奋斗。改变世界，才是第一位的源动力。坚强的意志，才是他们脱颖而出的根本。

　　既然是探索，企业家就不得不承受失败的风险。事实上，创办企业的风险极大：抽样调查表明，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仅有3.7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5年，美国与日本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分别为8.2年、12.5年。中国大企业的平均寿命是7到9年，欧美大企业平均寿命长达40年。

　　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绝大部分企业都像流星一样滑过。社会只关注少数的成功者，而没有意识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残酷。

　　华为今天很了不起，但创业初期，任正非不惜冒着借高利贷的风险进行研发！当年的“巨大中华”四大电信设备供应商，多年长跑之后也只有华为堪称赢家。

　　可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与企业家精神成正比。能否激发企业家精神，是国强民富的关键。就此而言，企业家精神是第一生产力。

　　可见，民营企业家不仅合法、正当，而且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是所有生产要素之“皇冠明珠”，必须加以呵护、倍加珍惜。

　　在这方面，2017年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迈出了重要一步，这是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

　　• 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迅速成长，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不断涌现，为积累社会财富、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 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和社会氛围，对企业家合法经营中出现的失误失败给予更多理解、宽容、帮助。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把握好正确导向，加强对优秀企业家先进事迹和突出贡献的宣传报道，展示优秀企业家精神，凝聚崇尚创新创业正能量，营造尊重企业家价值、鼓励企业家创新、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氛围。

　　• 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认真解决产权保护方面的突出问题，及时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侵害产权案例，总结宣传依法有效保护产权的好做法、好经验、好案例。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方面各环节，加快建立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长效机制。研究建立因政府规划调整、政策变化造成企业合法权益受损的依法依规补偿救济机制。

　　只有在理论上把企业家精神如何创造价值说清楚了，社会才能充分认识到“企业家精神是第一生产力”的内涵，企业家的价值才能得到全社会理念和观念上的认同。

　　I HAVE A DREAM: “企业家精神是第一生产力”成为社会共识，企业家不安全感自动消失。企业家安心，企业家精神自然活跃，经济自然繁荣，国运自然强大。